放眼全球，各国经济纷纷进入深刻调整期。西方工业强国都在谋划工业转型升级的大战略，如美国“工业互联网”、德国“工业4.0”，希望在信息技术驱动下，重新改写制造业格局，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同时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，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成为重要议题。经济的增长方式亟须从要素驱动、投资驱动，向创新驱动转变。
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新形势下，“互联网+”应运而生。移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一系列新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的结合，将带动一系列崭新的需求，产生广泛的社会变迁。它将孕育崭新的行业形态，是支撑未来中国新常态下持续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战略。目前，“互联网+”作为新形态的生产方式，还停留在理念宣示、前景描绘的阶段，亟须探寻具体的实施路径，迫切要求制定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。
互联网公司引领“互联网+”创新
互联网公司作为创新主体，引领互联网和其他社会生产部门的协作与深度融合。在美国，谷歌和特斯拉的智能汽车，以其领先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，改变了传统汽车产业格局，成为具有革命性的创新产品。近年，中国也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。百度、腾讯、阿里、小米等互联网公司，联想、中兴、华为等通信技术企业，在互联网模式创新、技术创新领域各具所长，为中国的“互联网+”提供了技术能力储备和创新支持。
互联网企业“技术+资本”的双螺旋创新驱动基因与生俱来。百度、腾讯、阿里等公司在“移动互联网”时代，纷纷进行“去工具化”的战略转型，向周边、临近行业拓展。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构建“互联网交通”（打车、专车），阿里涉足“互联网金融”（支付宝+余额宝）等，都成为“互联网+”的先试先行样本。很多互联网公司也对制造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小米公司由手机制造商大胆向“智能家居”布局，改变传统的家电制造业单一零散的格局。通过打造完整的小米用户生态圈，以智能手机为依托，以独有的米柚（MIUI）系统为技术平台，小米依次扩展到了智能路由、平板、智能电视、智能开关、智能空气净化和“可穿戴”的小米运动等领域，打造了完整的用户生态链条。可见，互联网公司通过对用户行为的大数据分析，能够发现互联网用户的习惯与偏好，针对用户需求定制个性化产品，使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获得前所未有的模式变革。
传统行业嵌入“互联网+”
传统行业亟须拥抱“互联网+”模式，寻求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契机，做业态的嫁接和更新。最近两年风行的线上线下（online to offline，O2O）模式表明，互联网和传统行业不再是格格不入、泾渭分明的，传统的餐饮、零售等服务行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，采用全新的售卖方式，给消费者和用户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。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网络应用给传统行业和部门带来更大的利好消息。众包众筹等互联网资源配置模式，改变了传统制造业的“筹资—生产—消费”模式，能够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，引领“大众创业”，带动“万众创新”。
传统行业在 “新常态”形势下，已经抵达“天花板效应”的边际，很难在原有范围内找到新的增长点。“互联网+”可以提升传统行业的竞争力，降低行业运行成本，找到新的运作模式，为传统行业注入新的活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，要打破旧有的产业布局和思维定式，摈弃“互联网即为虚拟经济”的偏见，尽快找准自身优势，布局新的产品线，以互联网思维谋划创新。例如，中石化和阿里正在积极探讨包括车联网、物联网、快捷支付等多领域的合作；众多超市连锁企业，正在与微信、支付宝展开快捷支付合作；绝大多数银行在“余额宝”带动下，纷纷进入“互联网金融”的新天地。传统制造业、服务业不论是主动寻求合作，还是被动应对，都表明他们已经受到“互联网+”巨大力量的裹挟，进入一个脱胎换骨的发展新时期。
政府做好“互联网+”基础设施和政策供给
在“互联网+”浪潮下，政府要做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。快捷、低廉和稳定的互联网接入是发展“互联网+”的必要前提。当前，滞后的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瓶颈，“网费贵，网速慢”的网络用户体验，难以满足大众和社会发展的需求。根据阿卡迈科技公司（Akamai Technologies，Inc.）提供的《2014年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》，中国的平均网速排名世界第82，远远落后亚洲邻国（韩国排名世界第一，日本排名世界第二）。政府要在发展“互联网+”的战略框架下，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充足的资金，整合中国的网络运营企业，打破互联网接入垄断的格局，为“互联网+”提供完备领先的基础设施。“互联网+”的基础设施可以概括为“云”（云计算、大数据设施）、“网”（互联网、物联网等设施）、“端”（移动设备及相关软件），其研发、制造具有高风险、高投入和高回报的特点，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政策倾斜。与此同时，也应该看到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投资主体，已经由过去政府及大型国有企业，转变为民营企业。“大众创新”和“共同治理”是网络基础设施发展的全新模式。
此外，政府要做好战略决策，做好自身职能的转变，为“互联网+”提供充分的政策供给。“互联网+”在发展过程中势必触碰改革的深水区，甚至对现行的行政管理方法、法规产生颠覆式的影响。以支付宝为例，它涉及的虚拟银行业务，事实上是对原有银行模式的重构。而打车、专车等网络服务，是对原有出租车管理体系的重构。这些“互联网+”性质的服务，在被市场认可的同时，也在溢出新风险，需要政府立足顶层设计，及时回应“互联网+”业态在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。